1979年10月，叶剑英元帅收到了一封极不寻常的来信，这封信来自他的老相识——东北老兵王玉瓒。

6000字的信件中，王玉瓒陈述了一个事实：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，真正带队活捉蒋介石的人并非孙铭九，而是他本人。

不可否认，西安事变中打响“捉蒋”第一枪的人到底是谁，有关于这一段影响中华民族历史的真相，竟被世人谬传了许多年。

正如王玉瓒在信件中最后说的那样，倘若自己在扭曲史实，的确没有必要在大众都认定孙铭九为“捉蒋第一人”的当下去冒如此奉献颠倒黑白。

王玉瓒是谁？他口中的孙铭九又是谁？43年过去了，为何年迈的王玉瓒偏偏要在已经尘埃落定的史实面前较真，这一切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？

如今看来，叶剑英元帅面对这封信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疑问，正是源于他的授意以及对史实真实性抱着的严苛态度，有关于西安事变“捉蒋第一人”的问题得到真相的确认。

西安事变，中国抗争史中最不应被抹杀与忽视的重要部分，澄清临潼华清池“捉蒋”全过程，是对国人负责，也是逝去的周总理最重要的遗愿。

从西安事变到1979年，人们了解事件全貌主要是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记载的有关于孙铭九对这起事件的回忆，还有就是孙铭九本人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中发表了众多有关于自己捉蒋全过程的描述。

虽说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孙铭九是“捉蒋第一人”的说法深信不疑，可在一些严谨的学者看来，孙铭九的描述中还是存在着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，甚至是叶剑英元帅在心中对于这段史实也有着一些小困惑。

首先，在孙铭九提供的资料中，始终对王玉瓒只字不提，这一点明显标志着孙铭九的叙述在情理上存在说不通的地方。

从对历史真相的严谨记录态度来说，孙铭九在资料中不曾提到过当时身为卫队第一营营长的王玉瓒，且将自己卫队第二营营长的身份也模糊成了卫队营长。

其次，有关于最重要的活捉计划场景描述中，孙铭九的多次描述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。

比如说，在活捉最重要的情节描述中，“直捣五间厅”与“不知蒋住的五间厅具体方位”这样的说辞明显前后矛盾。

如此反差不禁让人生疑：当时并不知五间厅具体方位的行动小组，又何来孙铭九口中的“直捣”一说？

虽说孙铭九叙述的史实存在漏洞，可几十年来并未有人提出过有根据性的质疑，人们自然无法笃定他的说辞存在虚构成分，最多也只能认定其描述史实不够严谨。

直到1979年10月，如开篇提到的一样，叶剑英元帅收到的这封东北老兵的来信，终于揭开了西安事变那一段史实的真实面目，人们终于知道了王玉瓒这一重要人物。

之所以王玉瓒选择在43年后揭露此事，其中有很多逼不得已，从躲避蒋介石被迫选择在军中低调处世，到和平年代的蒙冤服刑，在他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中，事实就这样遭到了谬传。

首先，在孙铭九提供的资料中，始终对王玉瓒只字不提，这一点明显标志着孙铭九的叙述在情理上存在说不通的地方。

从对历史真相的严谨记录态度来说，孙铭九在资料中不曾提到过当时身为卫队第一营营长的王玉瓒，且将自己卫队第二营营长的身份也模糊成了卫队营长。

其次，有关于最重要的活捉计划场景描述中，孙铭九的多次描述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。

比如说，在活捉最重要的情节描述中，“直捣五间厅”与“不知蒋住的五间厅具体方位”这样的说辞明显前后矛盾。

如此反差不禁让人生疑：当时并不知五间厅具体方位的行动小组，又何来孙铭九口中的“直捣”一说？

虽说孙铭九叙述的史实存在漏洞，可几十年来并未有人提出过有根据性的质疑，人们自然无法笃定他的说辞存在虚构成分，最多也只能认定其描述史实不够严谨。

直到1979年10月，如开篇提到的一样，叶剑英元帅收到的这封东北老兵的来信，终于揭开了西安事变那一段史实的真实面目，人们终于知道了王玉瓒这一重要人物。

之所以王玉瓒选择在43年后揭露此事，其中有很多逼不得已，从躲避蒋介石被迫选择在军中低调处世，到和平年代的蒙冤服刑，在他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中，事实就这样遭到了谬传。

那么这样一段被后人谬传多年的史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王玉瓒留下的资料中，对于“捉蒋”过程进行了极为细致、严谨地描述。

1896年，出生在辽宁锦州一座村庄的王玉瓒，18岁时加入东北军，33岁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后被调至张学良身边工作。

1930年11月12日，张学良来到南京任职陆海空副司令，王玉瓒身为随行人员之一

1935年，他被任职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营长，负责当时重要人物的警卫与保护工作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得以主导“捉蒋”行动的关键。

1936年12月4日，当时的蒋介石为逼迫张、杨两将军参与“剿共”又一次来到西安，入住华清池，而王玉瓒接到的守卫任务恰恰是华清池的外围警卫，也就是说，除了蒋介石的贴身警卫以外，当时的王玉瓒是有机会离蒋最近的那个人。

12月10日，张学良又一次来到华清池五间厅进行“力谏”，他希望蒋介石能全力投入抗日，此时一意孤行只会成为民族罪人，而这一次的他依旧带着家仇国恨怅然离开。

12月11日，蒋介石与张学良又一次进行长谈，16时多，即将离开华清池的张学良叫上正在执勤的王玉瓒一起离开。

来到东门里东大街路南的金家巷一号，在张学良与王玉瓒的独处中，王玉瓒接到了一条特殊指令：“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！”

当王玉瓒又听到张学良口中“要抓活的，不许打死他”这一命令后才发觉，屡次力谏不成的张将军终于要进行“兵谏”了。

对于王玉瓒而言，他对于蒋介石曾提出的“攮外必先安内”部署早就恨得咬牙启齿，甚至好几次都想趁守卫职务之便直接结果了蒋介石，所以对于张学良下达的指令，他的内心并未感到恐惧，甚至还有难以言表的兴奋。

两人一番缜密部署后，直到12日凌晨2时，王玉瓒才离开公馆，随即骑着摩托车沿路进行行动部署。

他先是来到十里铺向骑兵连长传达捉蒋命令，随即命令灞桥镇的手枪排参与行动，随后又命令一连进行宪兵队缴械、换南大门守卫等行动前准备。

之所以各部分力量的集结都是由王玉瓒亲自传达命令，正是源于“捉蒋”行动极为秘密，为谨慎起见，各部队事先是互不通气的。

凌晨4时，一路部署完毕的王玉瓒终于赶回华清池，当天的临潼原野天寒地冻且一片寂静。

王玉瓒穿过庭院，三园门就在眼前，他先是对蒋介石一名卫队步哨连击三发，随后命令守卫一营战士展开进攻，此时的孙铭九还在前来支援的路上。

在王玉瓒的回忆中提到，当他将门内的哨兵击毙在地，西安事变正式拉开帷幕，而他也瞬间从蒋介石的保卫者变身为“捉蒋”先行官。

此时的王玉瓒带着部下王世民、马体玉等人冲进三园门，在击毙多名侍卫后，其余蒋介石的侍卫们只能凭借门窗拼死抵抗。

随后，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与王玉瓒一营金万普带领的手枪排汇合，一众人乘卡车赶来参加战斗，此时的骊山山谷中到处充斥着枪声与手榴弹声。

当王玉瓒与王世民快步来到蒋介石居住的三号厅后，只见蒋介石的卧室空无一人，可被窝余温尚存，且蒋介石的随身衣物也并未带走，桌上的杯子里甚至还放着他的假牙。

由此，王玉瓒断定，蒋介石一定是匆忙趁乱逃了出去，此刻，他又接到了张学良的电话：“捉不到蒋，以叛逆论处！”

对于王玉瓒来说，他并不在意什么叛逆罪，甚至不曾将死生大事放在心上，此刻他在意的是活捉蒋介石以求不耽误两军大计。

当一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报告在后墙发现一只鞋时，王玉瓒判断蒋介石极有可能已越墙逃上骊山，随即命令一营战士左侧搜山，孙铭九则命令其他营战士从右侧搜山。

一行人搜山之际，天色已微明，骊山北坡上到处都是搜寻蒋介石的士兵，最终，他们在距离五间厅500米开外的半山腰处发现了躲在大石与杂草丛中瑟瑟发抖的蒋介石。

而在实施抓捕过程中，也是王玉瓒第一个来到蒋介石的身边将其抓住并交由战士架持的，此时的他算是圆满完成了“捉蒋”任务，行动队将蒋介石从骊山北坡“请”到山下，又由谭海等人将其押送会西安新城大楼，那里正是张、杨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。

至此，西安事变有关“捉蒋”全过程就已清晰明了，而王玉瓒也是不容置疑的“捉蒋第一人”。

事实上，在“捉蒋”行动完成后，东北军军官内部在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，大多不赞成和平解决，正式源于当时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出现，整件事才得以扭转乾坤，而就是因为此次会面，才让王玉瓒对叶剑英印象深刻，多年后唯独致信于他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虽说王玉瓒因华清池“捉蒋”成功得到张学良嘉奖，可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，为了避开蒋介石的注意，他也只能远避云南军中，直到云南起义。

1956年，在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，王玉瓒因为在抚顺监狱蒙冤服刑未能参加。

世事无常，对于王玉瓒来说，他因各种原因错过了公开真相的机会，也才让孙铭九冒名顶替长达43年之久，好在，一切尘埃落定时，英雄得以归位，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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